1948年2月19日清晨，天已经大亮了。许寿裳家的保姆起床开门时，感觉到异常。她发现每日坚持凌晨3点起床的许寿裳居然没有起床，这是极大的不寻常。要知道，他是个极端自律的人，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每晚9点睡觉、凌晨3点起床。
清晨起床后，他要么读书，要么写作，绝不会闲着。
保姆紧张地将他的女儿许世玮叫醒，请她前往父亲房中查看。
许世玮是许寿裳的第四个女儿，是他与第二任妻子陶伯勤所生的幼女。当时，她正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，和父亲同住台北青田街的寓所。
听了保姆的叙述后，许世玮也感觉异常，立马清醒过来。跑到父亲房间查看时，发现大门虚掩，锁已被撬开。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她慌忙走进卧室，只见蚊帐低垂，旁边书房已被翻得乱七八糟。
许世玮大吃一惊，赶忙跑到父亲的床前，将被子掀开。瞬间，一股让她后半生永不能忘记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眼前的景象成为她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：父亲的颈部被砍了数刀，血把床单染成红色。父亲面容安详，丝毫无挣扎痕迹，脸上也无痛苦表情。
她瞬间明白：有人趁着父亲熟睡时，残忍杀死了他。
晚年许寿裳
消息传出后，整个台湾掀起舆论地震。有人甚至联想到许寿裳是否是“闻一多第二”，因为他们都较为激进，且是有良知的正直学者。
更多人猜测：许寿裳之死，和政治谋杀有关。很明显，许寿裳家不富裕，没有积蓄和财富可图，生前待人谦和宽厚，无仇家，自然难以成为普通凶杀的目标。
当天早晨，警察、宪兵、便衣特务，甚至市长都赶到现场。他们四处查看，反复询问保姆、女儿和邻居情况，取指纹、查家私，并翻看许寿裳的日记和私信，还追问数日前被窃自行车的下落。
一位不知名便衣看着凶器柴刀说：“根据这把凶器，我们可断定凶手身份。”
许世玮听出意图，他们想将此案归结为一般小偷作案。在台大念书的同学低声说道：
“事情很明白，不必再追问自行车下落。13日偷车只是烟幕，是先踩点，预备下手的！”
许世玮认同此观点，不相信父亲之死那么简单。既然是偷窃，父亲应察觉小偷，为什么反而被杀？
当天下午，有关人员在许寿裳故交李季谷家召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议。会议后，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林紫贵低声对记者说：“明天新闻要指出或暗示此案与政治无关！”
许寿裳之死，真的与政治无关吗？林紫贵的话正反映其背后秘密：此事必与政治相关。
许寿裳遇害前不到一年，台湾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二二八事变。当时，武装暴动在台北爆发，抗议专制统治和争取民主自治。事件中，连被囚禁的张学良也受波及，他回忆狱卒刘乙光曾想杀他。
二二八事变后，许寿裳编译馆的两位审稿人张常惺、李世模被警备司令部拘捕。许寿裳多次向陈仪请愿，促使两人获释。
正因椎身二二八事件，他的编译馆很快被撤销，当时距离成立不过一年。
此外，许寿裳与鲁迅的特殊关系令其在台湾成为敏感人物。两人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时相识，都是浙江绍兴同乡，有相同报国志向，成为挚友。
坐者为鲁迅，后立者为许寿裳
鲁迅在日本剪辫子时，许寿裳一直陪伴，两人共同研读《天演论》，鲁迅的处女作《斯巴达之夜》刊载于许寿裳主编的《浙江潮》杂志。
鲁迅遭难时，第一时间写信告知许寿裳。鲁迅去世后，许寿裳整理后事，并撰写多部有关鲁迅的书籍以纪念他，如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。
在台湾，许寿裳依然大力宣传鲁迅，这触及当局痛处。须知，鲁迅著作为国民党的禁书。
许寿裳到台湾后，撰写了多篇与鲁迅相关作品：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《鲁迅的精神》《鲁迅和青年》等，还出版《鲁迅的生活和思想》。他曾告诫孩子们：
“今日中国最需要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精神。反动派多方诬蔑歪曲鲁迅人格，欲动摇广大群众对鲁迅的信仰，是极其卑劣的手段。”
逝世前一个月，许寿裳举办文艺讲座，邀请几位进步教授，讲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文学，核心围绕鲁迅展开。此讲座对台湾知识界影响深远。
在二二八事变后不久举办此讲座，无异于公开挑战当局。
许寿裳如此行为，既缘于与鲁迅的深厚友谊，又与其赴台初衷相关。赴台前，他曾接到陈仪密电：
“欲促进台胞心理建设，着力去除日本殖民文化影响，加强台湾中国化，拟专设编译机构，请你主持。”
因此，编译馆设立，意在去除日本殖民文化影响。许寿裳由此毅然赴台，并任编译馆馆长。
陈仪在台湾（1950年6月18日，陈仪在台北牺牲）
对于编译馆，许寿裳有自己的理解：
“编译馆要旨，一方面使台湾同胞获得精神食粮，充分接受祖国文化教养。台湾教育虽说普及，过去却是日本本位教育，国语、国文、史地学习机会少，我们有责任补充教育。馆使命即供应所需读物；另一方面发扬台湾文化特殊造诣，开创我国学术研究新局面。”
所谓“需要的读物”，自然包括鲁迅等进步作家的书籍。他理念是从思想文化上抹去日本殖民影响，实现文化层面上的真正光复。然而，台湾人民已被五十年大和军刀和“皇民化运动”奴役，日本的文化侵略深入骨髓。
赴台前，日本已五十年禁止台湾青年了解中国历史和汉语，其目的在于切断民族意识，使台湾人民臣服于日本皇权。
许寿裳肩负艰巨任务。普通文人多有退缩，然而许寿裳是鲁迅的挚友，两人友谊被称为“求之古人，亦不多遇”。
许寿裳赴台后，明确工作重点，设想编译馆设有学校教材、社会读物、名著翻译、台湾研究四组。
可叹当时许寿裳已63岁，花甲之年。但壮士暮年，雄心不减。他对编译人员说：
“我们的编译研究工作，要适合时代潮流，要有进步观念和民主思想，不能落后倒退或违反人民利益。我们不可忘记人民。”
他郑重声明：
“我们编中小学教科书，要有人民大众立场，要科学民主，绝不能开倒车、复古或落后！”
很快，许寿裳出版了《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》，列入《光复文库》第一种，相当于方法论工具书，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。
然而，编译馆尚未发挥作用，就被当局关停。
有研究者认为，编译馆被关和陈仪被去职预示许寿裳即将遭遇不测。他本人或有所察觉，但抱有希望未选择逃离，赌上一切——包括生命。
无疑，许寿裳赌输了。
许寿裳遇害一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当局被迫表态，称高度重视，保证三天内破案。随后报纸刊出所谓“案情大白”，但民众不买账，纷纷质疑漏洞百出的官方说法。
当局慌乱，于是编造离奇剧情：称许寿裳被女儿许世玮男友陈耀祥杀害，因不同意两人婚事。所谓证据是陈耀祥鞋上有许寿裳血迹，且陈耀祥已承认两人婚事遭阻。
接着又声称凶手被抓。凶手供词漏洞百出：称偷窃时被父亲发现，父亲手持白色物品欲击打他，于是杀害父亲。
然而案发时许寿裳房内无灯，凶手如何看到“白色物品”？且根据供词，许寿裳被杀时清醒，事实明显不符。
随后又称凶手是被开除的编译馆工友，因失业怀恨。离谱的是，裁员非许寿裳责任，明显编造。
最终，案子迅速立案、审理，以惊人速度解决。凶手被判死刑，不到一个月即在台北监狱执行枪决，案子也随即“消声灭迹”。
许寿裳青年时期
教育家陈醒民曾一针见血指出：案发后，特务与“显贵”们借助“疏通”“解释”“利诱”“威吓”等手段，背后隐藏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许寿裳之死，或许只有待台湾回归后才能彻底揭开真相，唯有真相方能让九泉之下的许寿裳得以瞑目。
发布于：天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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