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即将来临之际，日本社会关于“初任给”的新闻明显增多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刺激人心。
所谓“初任给”，指的是年轻人离开校园，进入社会后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月薪。
12月22日，优衣库公司宣布，从2026年春季入社开始，将大学毕业新员工的“初任给”提高到37万日元（约1.7万元人民币）。优衣库的服装卖得便宜，但员工加薪却毫不含糊，直言是为了提升招聘竞争力，抢夺优秀人才。
紧接着，房地产企业开放房屋集团（Open House）更为激进，宣布2027年度入社的营业岗位新员工初任给直接拉到40万日元（约1.8万元人民币）。在日本企业的传统语境里，这几乎是对旧有人事制度的一次“越界”。
这些数字，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回顾2019年，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第一年平均月薪为20.8万日元（约9300元人民币）。但到了2025年，情况彻底改变。
根据多家调查机构对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企业的统计，2025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“初任给”已达约25.5万日元（约1.14万元人民币），硕士研究生毕业约27.3万日元（约1.22万元人民币），大专毕业生22.1万日元，高中毕业生为20.65万日元（约9200元人民币）。更重要的是，超过八成企业表示将在2026年度考虑继续上调新入职毕业生的“初任给”。
这并非简单的通胀补偿，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方向调整。
表面看来，是几家明星企业拉高了起薪上限。
例如日本网络公司GMO推出“新社员年收710万计划”，折算月薪接近60万日元（约2.7万元人民币），从2025年的36万日元上涨4万日元，瞬间成为行业翘楚。北海道千岁市的半导体企业Rapidus也为新员工开出了40万日元以上的起薪。
但推动整体上升的，并不仅是这些极端值。
更多企业选择逐步抬升，比如由25万涨至28万、28万涨至30万日元。即使是地方中小企业，也不得不跟上节奏，否则连面试名单都难以凑齐。
日本社会正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：年轻人越来越少。
少子化已不再是统计学上的趋势，而是招聘现场的真实体感。企业间的竞争，已从“选择谁”变为“能否被选”。
更微妙的是，年轻人的选择标准也发生了变化。
过去，“大企业”“稳定”“正社员”本身即是吸引力所在。如今，许多应届毕业生会直接问：“第一年能拿多少钱？”
这不是贪心，而是现实的体现——房租、物价及生活成本已不再允许“低起薪慢爬坡”有缓冲期。
相比之下，地方公务员的情况则显得格外沉默。
2025年前后，许多地方政府大学毕业生行政职的“初任给”仍停留在19.5万日元左右（约8700元人民币）。由于公务员薪资源自民众税收，无法高薪，这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愿进入政府机关，而纷纷涌向薪资更高、机会更多的民间企业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一些高中毕业的警察岗位“初任给”反而已达到26万日元（约1.16万元人民币）以上。这并非职业价值高低之争，而是制度调节的结果：危险性、轮班制及工作压力均被计入薪资。
而普通行政岗位，则长期被“财政困难”四字压得死死的。
有人在网上调侃：“再这样下去，地方政府连四流大学毕业生都招不到。”
此话虽刻薄，却敲响警钟。日本官僚体系本就保守，若继续缺乏新鲜血液，社会创新又将从何谈起？
当企业起薪30万、35万日元成为“可见选项”，公务员仍以20万日元左右为起点，年轻人懂责任，也懂“机会成本”。近年来，日本中央机关年轻干部纷纷跳槽民营企业，便体现了这一趋势。
当今日本社会经历的，并非“年轻人不愿吃苦”，而是不同制度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在重排。这实际上是一场社会结构调整，迫使所有行业重新回答一个问题：“你凭什么留住年轻人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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