沪语电影《菜肉馄饨》今日正式公映。该片无意讲述大命题，而聚焦于普通人如何与生活“相处”到底。这种和解呈现为一种长久且近乎固执的耐心，而非一蹴而就的顿悟。影片情绪的终点传递出安静的力量：生活虽不完美，但那碗馄饨象征的日常慰藉，依然温暖人心。
《菜肉馄饨》是一部显著“向内观看”的作品。它悬置外部戏剧性，以沉郁缓慢的笔触耐心描摹主人公老汪的心理图景。
影片叙事主轴从“为子相亲”的家庭事件，转向“失去”之后的男人如何与回忆、幻觉及停滞的自我“共处”的深层议题。所触及的是日常肌理下普通人沉默的精神现实。这种选择使其在当下流行的“银发叙事”中，展现难得的心理深度与美学耐心。
作为影片主人公的老汪（周野芒 饰），呈现典型老上海男人形象：固执、节俭，且带着“体面”的自我约束。自妻子素娟（潘虹 饰）去世后，他的世界便固化在老公房内。蜂花香皂、遗像、空椅等符号共同构成其“后半生”的顽固日常。在为子操心的表象下，潜藏着为自我寻找“入世”理由的动机。这种“入世”冲动源于内在世界的停滞，他必须通过外部行动反向证明自己仍未脱节生活。
影片第一部分呈现极具深意的“假忙碌”：老汪在相亲角的社交行为——交换微信、比对条件、张罗见面——构成对抗内心空洞的仪式化举动。这种“假忙碌”的本质是一种防御机制。他以“利他”（为子）的名义，行“利己”（自救）之实。人民公园这一充满欲望与信息交换的公共空间，吊诡地成为他处理私密创伤的“庇护所”。与为儿子寻觅对象相比，更像是在为自身“在场”寻找证据。
影片处理“失去”的笔触尤为精到。电影延续小说中亡妻素娟以幻觉形式存在的设定，并将其处理得更轻盈、人性化。素娟形象超越创伤阴暗面，内化为老汪生活的一部分。她的“在场”使老汪形象更完整。导演让现实与幻象自然交织，对老汪而言，记忆从未剥离，而是以“幻觉”形式获得“在场”合法性。此举使素娟功能由被悼念的客体转为主动参与的在场者，成为老汪内心回声与行动“第一推动力”。
由此，影片主题从常规“告别”升华为“相处”——与回忆、缺憾相处，并最终与那个不再完整的自我相处。这种“相处”拒绝戏剧化的“克服”与“放下”，承认“失去”不可逆，但生活需在“不完整”中继续。它是一种更具韧性、更符合现实逻辑的情感模式。
影片情绪表达极度克制。老汪父子关系呈现黏性距离感，而非尖锐冲突。代际语言与时代速度差异构成隔阂：父亲以“责任”为名的爱，遭遇儿子以“沉默”为形的防卫，但防卫下仍是彼此守望。这种“黏性”在于既彼此相连又彼此排斥；沉默成为他们唯一交流方式，既是防卫，也是默契。
“高潮式”和解被摒弃，情感在生活潜流中自行化开。此处理既是中国式父子关系精准写照，也深具上海城市文化的“体面”与“克制”。“体面”要求冲突不能外露，“克制”使情感内敛。当结尾两人终于卸下心防，这种理解无需对白确证，更如时间的恩赐：彼此学会放手，也重新学会相伴。
影片“诗眼”即“菜肉馄饨”这一核心意象。它超越食物本身，成为家庭仪式：代表等待、守候及尚未崩解的连结。馄饨之于老汪，是他“假忙碌”之外唯一真实情感锚点。更深层看，“包馄饨”这一重复动作本身也是心理治疗，是老汪在失序生活中重建“秩序”的努力。它提醒我们，生活非依靠惊喜支撑，而是赖于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重复。
影片对上海空间的呈现也服务于微观现实主义。它捕捉了一种略显迟缓的心理速度，与人物状态及城市质地契合。镜头下的上海有潮气、有灰度、有旧物气味的日常空间，观众感受的是生活的毛边与质地，而非奇观化的都市风景。无论人民公园相亲角、嘈杂菜场还是医院走廊，这些空间共同构成当下上海老年生活的真实缩影。导演“平视”视角避免讽刺或美化，呈现“如是”的纪录感。
全片采用沪语对白，亦为重要美学选择。语言质地决定情感温度。如果镜头呈现“空间肌理”，沪语特有语调、节奏与潜台词则构成影片“时间肌理”——一个以“生活”而非“速度”存在的空间，容纳迟缓与温情，使老汪故事更可信。沪语承载不仅地域性，更是特定情感表达，其“糯”与“韧”恰映影片内在气质。
周野芒的表演支撑影片沉郁基调。他凭借生活节奏、克制眼神与身体动作，实现角色内化塑造。他演绎的非仅是老汪的“体面”，更多是“体面”之下的疲惫与空洞。那种“老而不僵”的生命力，于岁月重量中显露生活灵气。潘虹饰素娟则以平静“在场”姿态存在，更似老汪“内心回声”——提醒他继续生活，也提示观众：爱不会因死亡剥离，只会变换形式继续共存。
《菜肉馄饨》的诚实之处在于，它无意于讲“大命题”，而聚焦普通人如何与生活“相处”到底。这种和解，是一种长久且近乎固执的耐心，而非一蹴而就的顿悟。影片情绪终点传递安静力量：生活纵然不完美，但那碗馄饨象征的日常慰藉，依然温热人心。
（郑炀，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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